近年来，不少文化名家来醴陵讲学，登上了“渌江讲坛·建宸大课堂”，或来醴陵采风，一时之间省内外影响不小。今年上半年，着名作家唐浩明，去年则有韩少功、王跃文、黄灯等文学大师参加“湖南作家醴陵行”文学采风，诸如此类，不一而足。
而且，如媒体所报道的，一批以醴陵文化、醴陵产业为题材的优秀文学作品应运而生。这是值得关注的现象，承续传统，名家荟萃，文脉广文气足，醴陵更吸引着四方游客，可以说已经成了一座有文化味道的网红城市。
文学里的醴陵，究竟是怎样一番景象？要聊文学里的醴陵，我想得从它的名字说起。
醴陵，自东汉置县以来，拥有两千多年未曾变更的名字。“醴”，本义为甜酒，王充的《论衡》中便有“酒醴异气，饮之皆醉”，同时也可作为形容词，《礼记》中便有“地出醴泉”的叙述，体现泉水的甘甜。醴陵境内多山泉，水质甘甜清冽，加之善酿美酒，又因此处地貌以低山丘陵为主，故以“醴陵”作为地名。
这座城市第一次在文学作品中出现，是在东晋陶渊明笔下的《续搜神记》当中。“长沙醴陵县有小水一处，名梅花泉。有二人乘船取樵，见岸下土穴中水流出，有新砍木片逐水流下，深山人迹，樵人异之。相谓曰：可试入水中看何由尔。一人便以笠自障入穴，才容人，行数十步，便开明朗然，不异世上。”这段极富奇异性的文字，让醴陵的“梅花泉”与“桃花源”这一符号关联，也使“醴陵”成为后世文人心中又一处寄予理想的居所。
醴陵在文学中的行迹，有书院来承载
当下的人们提及醴陵，绕不开与岳麓书院、石鼓书院并称为湖湘三大书院的渌江书院。虽然书院在历史当中的具体位置多有变动，但与之相关的文人轶事却相传至今。
南宋乾道三年，着名理学家朱熹来到长沙，与时任岳麓书院主教的张栻切磋学问，史称“朱张会讲”，对湖湘文化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。而这场在历史上着名的“会讲”，既从渌江书院开始，又在渌江留下了余绪。张栻在渌江畔迎接自福建远道而来的朱熹，拉开了这场“会讲”的序幕；数月后，朱熹在离开湖湘之际再一次来到醴陵，并在渌江书院的前身——青云山的县学宫开坛讲学，醴陵学子在这里立起了朱子画像碑。
近三十年后，朱熹再登青云山，年迈之身见此画像感慨万千，“苍颜已是十年前，把镜回看一怅然。临深履薄量无几，且将余日付残篇。”居诸不息，此时的朱熹已将盛年时的豪情壮志深埋心底，那山那景依旧，故人却已白发苍苍。渌江见证了两位生逢其时的饱学之士的会面，也见证了时移世易的岁月变迁。
明代理学大家王守仁也曾两度来渌江书院讲学。“隔水不见寺，但闻清磬来。已指峰头路，始瞻云外台。洞天藏日月，潭窟隐风雷。欲询兴废迹，荒碣满蒿莱。”醴陵的湖光山色既承接了王守仁第一次来醴陵时被贬的落寞，又承载了他第二次来醴陵时奉召还京的希冀。在这里，王守仁将“知行合一，经世致用”的思想讲给湖湘的莘莘学子，让心学与理学的共存达到了更高的维度，促进了醴陵的重学风气。
“岁月失语，惟石能言。”自王守仁途径湖南于渌江书院讲学之后，清道光十七年，左宗棠担任渌江书院山长。这位后来名动中华的才子，此刻却面临着六年间三次会试不第的困境。在这里，左宗棠恰逢时任两江总督的名士陶澍路过醴陵回乡省亲，遂为其馆舍题联：“春殿语从容，廿载家山，印心石在；大江流日月，八州子弟，翘首公归。”陶澍的女婿胡林翼也向陶澍推荐左宗棠，于是，左宗棠受到了陶澍的赏识，两人成为忘年交，更结为姻亲。自此，左宗棠师承陶澍，成为湘军中风格硬朗的一派，开启了自己的政治道路。
醴陵在文学中的色彩，有传奇来绘就
有人在这里开启政治生命，也有人在这里迎接生命的终点。李靖与红拂女的故事因唐传奇《虬髯客传》闻名，后经明代小说家凌蒙初改编为《红拂记》。据小说所写，杨素府中有一歌姬，姓张名出尘，因手执红色拂帚而称红拂。红拂女“美人巨眼”，见名将李靖谈吐不凡，女扮男装夜奔相随，后遇虬髯客，三人结为“风尘三侠”，展现了浪漫主义下的侠义精神。后李靖南征，红拂随军出征。途中，她因病葬于醴陵，便有了如今西山的红拂女墓。李靖也在此地修建靖兴寺，晚唐诗人韩偓有《靖兴寺杜鹃》，提到了靖兴寺与红拂女的故事，“一圆红艳醉陂陀，自地连梢簇茜萝。蜀魄未归长滴血，祗应偏滴此丛多”。
英雄美人的故事从不缺少文人墨客的吟咏，清代文人杜豫吉、曾广钧、宁调元等皆为红拂墓留下动人的诗文，如曾广钧诗曰，“渌江何处葬香魂，湘草湘花识暮门”。其他一些诗人的各有韵味，有“乌喙旧官羞艳侠，虬髯小妹嫁王孙”的盛年欢趣，也有“一双慧眼风尘外，三尺荒坟夕照间”的生死相隔，更有“富贵功名堪弃置，难断情缘一缕”的浪漫悲歌。香魂葬于渌江西山，二人的故事在醴陵落下帷幕，也在醴陵令后世缅怀。在红拂女的身上，后人看到了她在束缚中追求自由的勇气，以及在事件未明之际的智慧，对她的纪念更是后世文人对一种理想人格的追求。
醴陵在文学中的远行，有诗词来铭记
感伤与别离，在巨大的地理距离中成为古代恒定的主题。唐代李群玉在醴陵的一处亭中以酒叙愁，感伤送别，“别酒离亭十里强，半醒半醉引愁长。无端寂寂春山路，雪打溪梅狼藉香”。
远行与牵挂，是别离的产物，也是宦游的无奈。南宋孝宗乾道九年，范成大前往桂林任知府，从江西出发，路过醴陵。“崖树阴阴夹暝途，出山欢喜见平芜。一春客梦饱风雨，行尽江南闻鹧鸪。”在群山之间穿行，他初入醴陵，满眼是春日的江南田野。“绿水桥通县，门前柳已黄。人稀山木寿，土瘦水泉香。”诗人行至醴陵驿，只见绿水画桥，黄柳繁木，彼时醴陵人烟稀少、风景优美。诗人此刻内心充斥着对未来的期待与对家乡的思念，于是抒发了“槠州何日到？鼓枻上沧浪”的叹息。同时代的诗人刘克庄跟他产生了同样的情感，“县郭依稀隔渡头，解鞍来倚店家楼。已攀桂树吟招隐，因看梅花赋远游。市上俚音多楚语，桥边碧色是湘流。直南乡国三千里，目送羁鸿起暮愁。”耳边不绝的楚语，波光粼粼的湘水，耳之所听，目之所及，无不提醒着诗人这场远行。
山水相依间，诗人在醴陵留下了同样的思念。晨钟暮鼓，湘流梅花，渌江畔静静酿出的美酒送别了远行的人，给予他们异乡的美景与故乡的余味。
文学里的醴陵，文人“心向往之”。这种双向情感流动，使醴陵成为中国古代行旅文学的重要节点。一个独具地域特色的文化符号，也就此生成，影响至斯。
文/肖扬
